李学峰，上海刑事律师，现执业于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秉承诚信、谨慎、勤勉、高效的执业理念，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李学峰从事法律工作多年来，恪尽职守，为当事人提供快捷、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法制建设尽了绵薄之力;在办案中不畏权贵、据理力争、维权护法，受到当事人和法院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毒品犯罪的证据有哪些种类

毒品犯罪的证据有哪些种类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普通毒品案件所需的共性证据标准如下：

证明抓获犯罪嫌疑人、起获毒品过程应当具备的证据。包括抓获时间、地点、方式、经过、毒品的照片、证人证言、录音录像等。

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明知系毒品应当具备的证据。包括毒品高度隐蔽的照片、录像证据、犯罪嫌疑人接触的包装袋上的指纹、掌纹证据、是否吸毒人员的检验报告等。

证明毒品克数、种类、含量应当具备的证据。包括送检毒品的流程表、鉴定书、毒品检验报告等。

证明涉毒资金往来及执行财产刑应当具备的证据。

查明犯罪性质、深挖犯罪应当具备的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的手机、交通住宿记录等。

证明犯罪嫌疑人身份情况应当具备的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的户籍证明、调取的身份信息、犯罪嫌疑人受过行政刑事处罚的书面材料等。

特勤侦查情节对毒品犯罪量刑有什么影响

由于毒品犯罪具有高度隐蔽性，公安机关在缉毒中，往往安排秘密力量、侦查人员以及被查获的吸毒者，向贩毒嫌疑人约购毒品，在毒品交易进行时人赃俱获。运用特情侦破案件，是各国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但是特情介入的案件由于存在特情引诱，犯罪分子的主观心态又有别于一般的毒品犯罪。

对于如何把握特情“引诱”的限度使之不丧失合理性，学者提出四项条件：

使用通常的侦查方法无法取证查实;

“引诱”的对象必须是合理地被认为有毒品犯罪嫌疑的人;

“引诱”的目的只是为了取得证据;

“引诱”没有达到使对方失去自由意志的程度。在此条件下，警察或者线人的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的教唆犯或帮助犯。但目前，我国尚无法律明确规定特情问题，实践中有的特情使用又不规范，甚至出现引诱无犯意者犯罪的情况。

因此，在审理案件时：

要注重区分犯意引诱与合法诱惑侦查的界限，认真审查案件的侦破过程，从特情与被告人及案件处理结果有无利害关系，是否根据相关线索确定了嫌疑人或有证据表明某人有毒品犯罪的表象特征后介入，被告人主观意图是否已流露，被告人是否有毒品犯罪前科，被告人实际控制毒品时间，诱惑侦查行为的强度等方面，结合其他证据和犯罪过程进行综合分析判定。

对是否存在犯意引诱或者数量引诱不明确的，应同公安缉毒部门联系，了解有关情况。对确实无法查清是否有特情引诱的，判处死刑时，要留有余地。

根据2000年《上海会议纪要》，“因特情介入，其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这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这可以说是审理特情介入案件时量刑需要注重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注重区别特情介入的不同情形，分别处理。

第一，犯意引诱，指被告人本来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故意，在特情的诱惑下形成了犯意，进而实施了某种毒品犯罪行为。

构成犯意引诱的条件有三个：

1.诱使者的身份必须特定，必须是警察或其他司法人员或他们派出的耳目，一般公民不能作为诱使者;

2.诱使者不仅提供机会，还必须以积极行为诱使行为人实施犯罪;

3.被告人毒品犯罪的故意和内容是经特情引诱而萌发的，并不是原有的。由于犯意引诱中特情教唆的作用突出，被各国普遍禁止。这种类型的特情引诱在英美法中被称为侦查陷阱，可以作为被告人的抗辩理由。大陆法系以立法形式明确将合法的诱惑侦查的方式限定在不具有诱导倾向的客观活动，如交付、接受、转交等，而不存在积极主动地进行鼓励、挑逗的可能。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被诱惑者是否应负刑事存有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会议纪要》中指出，对于具有犯意引诱情形的被告人，量刑时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无论其毒品犯罪数量多大，都不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目前司法现状下采取的折衷方法，符合从严惩治毒品犯罪的实际需要，也考虑到了犯意引诱的非凡情况，有利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第二，数量引诱，指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大的甚至达到可以判处死刑数量标准的毒品犯罪。对毒品犯罪人最初犯意下的行为应当承担刑事，没有争议，但就其扩大犯意下的行为，则有的认为不应承担刑事。笔者认为，因为行为人原本就有毒品犯罪的故意，扩大犯意的引诱是在行为人已有毒品犯罪意愿之上的扩大，客观上也实施了毒品犯罪行为，行为人应当对扩大犯意下的行为承担刑事。但在量刑时，存在数量引诱情形的，应当从轻处罚。假如系经引诱后毒品犯罪数量才达到或者超过判处死刑数量标准的，一般也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第三，间接引诱，指受特情引诱的被告人的行为又引起了原本没有毒品犯意的其他人产生毒品犯罪故意，并实施了毒品犯罪行为。在美国，对受间接引诱的被告人是否可援用“警察圈套”来抗辩，法院之间的熟悉并不统一，有的肯定，有的否定。笔者认为，存在间接引诱的，对被告人也应酌情从轻处罚。因为这个案件的发生也与特情介入有密切联系，甚至可以说具有条件关系。

第四，提供机会型引诱，是指行为人本来就有毒品犯罪的故意和行为，特情引诱仅仅是给行为人提供了机会或条件，进而发生了犯罪。这是普遍答应和最为常见的合法诱惑侦查。比如，被告人手里有2000克海洛因，正在寻找买主。公安机关怀疑其持有毒品，派特情接近被告人购买了海洛因。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有毒品在先，出卖毒品是其本来意思表示，其毒品不是卖给张三就是卖给李四。特情的介入，无非是为其贩卖毒品提供一个机会和交易对象，而与其犯罪意图的产生与否无关。对此情形，按当事人本来意思和行为处理，不从轻处罚。